2023年以来，bp、壳牌、道达尔能源等欧洲国际石油公司陆续对转型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包括大幅削减低碳业务投资，大幅下调阶段减排目标，增加油气投资和产量，明确低碳业务重点等。与美国国际石油公司对比，本轮欧洲国际石油公司转型战略回调总体是对过去战略误判的纠偏，也是欧洲战略自主诉求、新旧能源破立关系、技术创新速度以及乌克兰危机等外部冲击共同作用的结果。形成能源转型不能一蹴而就、需先立后破、重视科技创新引领、加强政府-行业-企业协同、欧洲能源转型仍然存在较多挑战等主要认识。相关建议：1）统筹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发展，“先立后破”，做好新旧能源接替；2）差异化和归核化相结合，聚焦于自身禀赋，集中力量发展优势领域；3）能源与金融相结合，综合利用多种融资工具，增加可再生能源投资；4）强化政策协调与标准对接，加强多边合作，塑造绿色能源合作规则；5）加强技术合作与共享，培养技术人才，提升绿色发展能力。


4欧洲国际石油公司能源转型战略回调的原因分析


2020年以来，在能源革命加速、新冠病毒疫情发酵、乌克兰危机爆发等复杂背景下，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对能源形势、转型节奏、地缘冲突等形成了5个误判，加之技术迭代滞后，导致其未能践行“先立后破”的渐进式转型原则，正在丧失产业主导权。加之欧洲陷入能源转型、能源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三元矛盾，不仅偏离了通过气候治理实现绿色繁荣的战略初衷，其能源自主与经济竞争力也被削弱。对“五大误判”的纠偏是本轮欧洲国际石油公司战略回调的主要原因。

4.1 误判油气供需和价格趋势，导致欧洲过度依赖全面、快速的能源转型


2020年以来，欧洲为实现战略自主加速引领全球低碳转型，但新冠病毒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增速大幅放缓，油气行业发展环境更加复杂多变，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对发展形势出现误判。一是对全球石油需求增长出现误判。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对未来油气需求前景较为悲观，bp在2020年《世界能源展望》中预测“净零情景下石油需求在2019年已达峰，2050年石油需求比2018年减少约80%”；壳牌的石油需求预测新增了《巴黎协定》温控1.5摄氏度的情景，认为“石油需求达峰时间从2030年提前至2025年，2050年石油需求较2019年减少约70%”。从实际情况看，2023年全球石油需求已恢复至新冠病毒疫情前（2019年）的101%，在2024年持续增长。二是对油价预测出现误判。2020年，欧洲国际石油公司纷纷下调中短期油价预测，bp将未来5年油价预测从70美元/桶下调至55美元/桶；壳牌预测2021—2023年油价均值在40～50美元/桶，低于此前设定的60美元/桶；道达尔能源将未来10年油价预测均值从75美元/桶下调至65美元/桶。从实际情况看，2021年以来，布伦特油价均值在70～99美元/桶之间高位震荡。

2023年以来，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开始反思此前激进的转型战略，并承认在判断上的失误。bp首席执行官在2025年资本市场日中表示“我们对快速能源转型的乐观预期是错误的，我们走得太快、太远了”。壳牌首席执行官坦言“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不是所有的低碳投资都能带来可持续的回报，公司应该优先发展有竞争力和带来现金流的业务”。

4.2 误判地缘政治发展形势，乌克兰危机导致欧洲加速背离能源转型的初衷

2016年前后欧洲试图通过获得气候变化领域的主导权追求战略自主，但是乌克兰危机加剧了欧洲“增长、转型与安全”的矛盾，能源安全受到挑战，能源价格飙升，使欧洲加速背离通过能源转型实现战略自主的初衷。

2021年，欧盟国家能源消费中约52%的天然气、26%的石油和35%的煤炭从俄罗斯进口。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天然气断供导致欧洲能源价格飙升，2022年天然气价格涨幅约为300%。能源价格上涨拖累经济增长。2024年，欧洲经济与上年相比仅增长1%，而中国、美国分别增长5%和2.8%，“高通货膨胀、负经济增长、低能源安全”等因素倒逼欧洲将主要目标回归到经济增长本身，能源转型节奏需要适应这一目标。同时政府财政压力加剧。欧盟国家2022—2023年累计投入近8000亿欧元用于电价刹车机制、天然气限价等能源补贴，多国财政赤字突破3%的警戒线，推高主权债务风险。

4.3 误判油气和低碳业务的盈利周期，未能把握高油价红利导致股东施压而重回油气

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净利润增长显著落后于能源转型较慢的美国石油公司。2024年，在布伦特油价较转型前（2019年）上涨30%的环境下，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平均净利润仅增长3%，转型最快的bp甚至下滑90%；而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两家美国石油公司平均净利润增长197%。油气产量缩减是欧洲国际石油公司业务下滑的主要原因。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平均油气产量仅为转型前的70%，未能有效把握油价回升带来的盈利窗口。按2019年产量为基准测算，截至2024年，bp、壳牌、道达尔能源三大石油公司累计减产约4.6亿吨油当量，按2019—2024年每吨原油平均息税前利润136.8美元估算，累计损失约635亿美元；若没有减产，2024年息税前利润较2019年增长55%。

股东要求高投资回报，施压公司重回油气。在股价方面，2020年以来，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平均股价仅上涨7%，转型最为激进的bp股价甚至下跌14%，而美国石油公司平均股价上涨了49%。在股东分红方面，2020年以来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平均股息分红和股票回购仅为美国同行的52%。欧洲国际石油公司整体业绩下降，强势投资者要求其调整战略方向，重视油气业务。例如，持有bp公司5%股权的艾略特投资管理公司要求bp将投资集中在回报率更高的上游业务，最终推动bp发布“重建bp”战略。

4.4 误判能源转型节奏，导致欧洲能源转型未做到“先立后破”

欧洲国际石油公司没有认识到能源转型的长期性、艰巨性与复杂性，低估了低碳业务盈利所需的时间周期；能源转型节奏过于乐观，普遍认为低碳业务将在2025年前实现可观回报，于是将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回报尚不明朗的低碳业务设定为核心增长支柱。事实上，截至2024年底，欧洲国际石油公司的低碳业务均未实现盈利和净现金流流入，主要原因在于关键低碳技术瓶颈难以突破。一是储能技术面临长时储能与成本难题。例如，2023年欧洲储能平均时长仅为1.5小时，无法有效平抑风光波动。二是绿氢产业化缓慢。例如，欧盟2030年绿氢产能目标为1000万吨/年，但2023年仅投产4个示范项目，总产能不足50万吨/年。三是电网灵活性不足与数字化滞后。欧洲智能电表覆盖率仅为60%，需求侧响应技术应用受限，跨区域输电能力不足，北海风电与南欧光伏发电无法高效互联。数字化技术落后，风光出力预测误差导致备用电源成本增加20%。

业务扩张与技术迭代一快一慢，新能源作为主力能源稳定性有所不足，未能“先立”。例如，2021年欧洲遭遇“风电低风速年”，北海风电出力下降15%，导致天然气需求激增。新能源发电装机增速未能匹配电网升级需求，欧洲储能容量仅覆盖电力需求的2%。但是欧洲国际石油公司激进的能源转型战略使得传统能源大幅减产，已然“先破”。由于过快削减油气勘探投入以及剥离大量油气资产，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平均油气产量仅为转型前的70%。2023年德国全面弃核，多国加速淘汰煤电，西班牙2025年正全面退煤。近期葡萄牙、西班牙停电事件虽然由高温天气触发，但根本原因在于能源转型“先破后立”。

4.5 误判低碳业务的发展模式，过度多元化导致未能培育出高回报的优质业务

一方面，欧洲国际石油公司低碳业务发展目标多元化，投资分散。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同期涉足可再生能源发电、氢能、生物燃料、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多个领域，且都设定了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以bp和壳牌最为突出。2020年以来，bp、壳牌在氢能、生物燃料、移动出行和碳捕集利用与封存上的低碳投资占比分别高达5%～10%，导致其在重点培育的风力发电领域投资占比均不足40%，回报率不足3%。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埃克森美孚始终将碳捕集与封存作为其能源转型的核心领域，2020年以来60%的低碳支出投向了该领域，形成了较好的规模优势和领先的竞争能力，目前埃克森美孚碳捕集能力占全球总能力的1/5，相关项目预计将在2030年带来20亿美元的现金流。另一方面，欧洲国际石油公司未能很好地通过技术复制、基础设施改造、管理模式迁移等方式将传统油气业务经验转化为低碳业务的竞争优势。例如，bp海上风电项目与油气勘探开发团队在技术复用、供应链整合方面协同不足，导致Hygge风电项目因缺乏海上工程经验而超支27%。据伍德麦肯兹公司测算，欧洲国际石油公司若能实现油气与低碳业务深度耦合，可使综合转型成本降低18%～22%，但当前实际协同价值释放不足预期的40%。

5 对欧洲国际石油公司能源转型战略回调的主要认识

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在2023年陆续进行能源转型战略回调后，部分公司业绩出现明显回升。总体看，本轮战略回调只是对过去误判的纠偏，不会影响能源转型大势。但也应认识到能源转型不能一蹴而就，需“先立后破”，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加强政府、行业、企业协同等。

5.1 能源转型不能一蹴而就

能源转型没有最优模式，各公司需结合实际，灵活调整，摸索出适合自身的转型发展道路。一是在高度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下，必须不断提高形势研判与战略前瞻能力。二是明确能源转型的路径并非简单的“去油气化”，而是要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目标，充分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技术优势、管理经验和需求市场差异化特点，制定适合的发展路径，确保公司长远发展的盈利性和可持续性。三是能源转型是一个长期过程，且受政策法规、市场需求、技术进步和资本市场预期等多重外部因素的影响，需保持高度灵活性。例如，壳牌2023年提出“以回报为导向”的新转型战略，迅速推进从组织架构到业务执行的系统优化，2025年一季度净利润扭转持续下滑态势，环比大增35%，赢得资本市场的认可。

5.2 能源转型应“先立后破”，而非“先破后立”

欧洲国际石油公司的经验表明，传统能源的逐步退出必须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引领全球，2024年，非化石能源投资占全球的1/3；可再生能源已成为电力装机的主体，发电装机容量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的64%；风光发电新增装机容量为3.3亿千瓦，继续稳占全球增量的60%。但由于发电可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燃煤机组经济运行小时数，再加上光照、来风、来水情况不稳，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系统中尚难担当中流砥柱的重任。

当前中国仍在统筹推进“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从补充能源向主体能源转变。与此同时，传统化石能源既是保障能源安全的“压舱石”，又是新型电力系统下维护电力安全的“稳定器”。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是保障短期能源安全供给和奠定长期转型基础的战略性部署。

5.3 技术创新是把握能源转型先机的关键

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关键低碳技术瓶颈未有颠覆性突破，同时缺乏应用场景与产业化优势，导致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逐步丧失先机。2024年中国新兴技术规模化又迈上了新台阶。新型储能和碳捕集与封存规模实现翻番。2024年中国新型储能新增装机容量达到3000万千瓦，已经快速从商业示范进入产业化规模化发展阶段。碳捕集能力达到995万吨/年。“绿电-绿氢-绿甲醇-绿氨”产业链不断延伸，绿氢单体项目规模和产能显著提升，绿色氨醇规划项目超过160个。中国新能源技术发展已实现在低碳技术领域的“弯道超车”。

5.4 能源转型需要政府、行业、企业的高度协同

2020年欧洲对战略自主、行业对世界领先、企业对业绩回报的追求总体趋同，但在后续发展中，政府、行业、企业未能形成合力。一是政府层面研发投入增长乏力。2023年，欧盟整体研发支出增长率仅为1.6%（中国为8.7%），且过度偏重基础研究。二是行业层面配套不足，制约技术迭代和商业化落地。欧洲新能源产业链本地化水平较低，基础制造能力和配套设施薄弱，生产成本较高（欧洲光伏组件的平均制造成本为中国的1.5倍以上），盈利空间有限。三是公司层面目标多元，投资分散。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同期涉足可再生能源发电、氢能、生物燃料、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多个领域，bp、壳牌在氢能、生物燃料、移动出行和碳捕集利用与封存上的低碳投资占比分别高达5%～10%，导致其在重点培育的风力发电领域投资占比均不足40%。

中国能源转型的重要驱动力在于独特的“中国范式”，即“政府顶层设计、行业动态适配、企业创新突破”的协同机制。一是政府主导的“动态目标管理”机制。例如，区别于欧盟的刚性减排目标，中国采取“碳达峰、碳中和”“1+N”的政策体系，根据建设进度动态调整。二是行业层面“产业链响应”系统。例如，光伏行业协会建立全球首个产能预警系统，将组件产能利用率稳定在85%～90%合理区间。三是企业层面的“竞合生态”系统。例如，宁德时代牵头组建的“先进电池创新联盟”，整合72家企业和科研机构，将固态电池研发周期缩短40%。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中国的协同转型模式使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下降速度较全球平均水平快1.8倍。

5.5 欧洲国际石油公司能源转型战略仍面临较多挑战

欧洲降低对外能源依赖需至少5～10年，未来5年将是欧洲发展的关键窗口期。欧洲能源价格到2028年仍将处于相对高位。煤电重启面临碳排放增长的压力，且难以快速填补缺口。欧洲LNG接收站建设提速，但完全摆脱对俄依赖仍需时日，期间能源价格仍将高于新冠病毒疫情前价格水平。能源转型所需资金规模较大，经济压力与内部矛盾加剧。欧盟估计到2030年前每年需额外投资5200亿欧元才能实现碳减排目标，电网升级需至少1万亿欧元投资。欧盟原定于2025年一季度末公布的2040年气候减排目标（较1990年减排90%）已推迟发布。地缘政治不稳、技术进步不明、社会不公平加剧以及政策可信度不足使欧盟内部达成共识的挑战较大。

欧洲短期内难以突破“中国技术+全球资源”的既有体系。关键矿产供应链相对脆弱，中国是其较大的进口来源国。欧洲锂资源严重依赖进口，中国拥有全球60%的锂加工产能；风机关键材料稀土永磁体95%以上来自中国。新能源制造业对中国依赖程度较高。2023年欧盟光伏组件90%依赖从中国进口；风机叶片碳纤维、轴承等核心部件依赖亚洲；海上风电安装船严重不足，常因船只短缺延迟1～2年，而全球近70%的安装船由中国持有。欧洲能源转型面临着成本与速度的权衡，技术自主与全球化分工的权衡。欧盟《净零工业法案》要求本土生产40%的清洁技术设备，但高能源成本削弱了本土制造的优势，可能增加对中国光伏、电池产品的依赖。关键低碳技术瓶颈难以突破，且研发缺乏协同，集中突破关键核心领域难度较大。若未来5年在固态电池、绿氢储运、智能电网等关键领域未能实现颠覆性创新，欧洲将在全球失去能源转型主导权。

6 启示与建议

6.1 统筹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发展，“先立后破”，做好新旧能源接替

一是将传统能源低碳化改造升级。bp、壳牌等国际石油公司转型战略回调，增加油气投资和产量，在维持油气主业的同时推进低碳转型。可借鉴美国国际石油公司的具体做法，在油气开采中推广节能技术，例如利用碳回注驱油减少伴生气排放、引进新技术提高能效等，降低碳排放。二是制定能源转型过渡方案。吸取欧洲国际石油公司能源转型过快的教训，以天然气、蓝氢等作为过渡手段，渐进式转型，逐步实现清洁能源替代。三是兼顾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同时建立国家能源应急储备机制，增强区域能源供应韧性，确保区域能源安全。

6.2 差异化和归核化相结合，聚焦于自身禀赋，集中力量发展优势领域

吸取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发展领域分散、协同性不足的经验，借鉴埃克森美孚等美国国际石油公司将低碳投资集中于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氢能和锂矿等与传统业务协同的领域的做法，结合中国资源禀赋特征，集中力量发展五大优势领域，用差异化技术重构价值链。一是推进页岩气革命2.0，实现技术差异化；二是通过老油田“碳驱油”形成经济闭环，实现模式差异化；三是打造天然气枢纽，实现布局差异化；四是推动石油工程技术服务出海，实现生产能力外溢；五是通过绿氢耦合炼化，实现能源转型的嫁接。

6.3 能源与金融相结合，综合利用多种融资工具，增加可再生能源投资


针对欧洲国际石油公司转型过程中面临的财政压力加剧、企业股东对投资回报的高要求等问题，可再生能源项目可根据其发展阶段、风险特征、规模和政策环境，融合金融手段，撬动更多资金进入这一领域。一是可以使用商业贷款、绿色信贷等传统债务融资方式作为项目融资的基石。二是通过发行绿色债券、资产支持债券、基础设施公募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资本市场融资方式扩大资金来源。三是可以通过私募股权、战略投资等股权融资方式实现高风险高回报。四是可以通过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碳金融等混合融资方式优化资本结构。五是可以通过政府补贴/税收等公共资金撬动私人资本。

6.4 强化政策协调与标准对接，加强多边合作，塑造绿色能源合作规则

一是建立统一的绿色标准。借鉴国际石油公司通过政策游说与标准制定影响行业规则的做法，联合制定或互认绿色能源技术、产品的标准，避免合作过程中的重复认证。二是共同制定区域碳减排目标。借鉴国际石油公司设置碳减排目标并灵活调整的做法，制定周边区域碳减排目标，定期评估，及时调整。三是建立绿色信息分享平台或机制。参考国际石油公司的能源数据系统，整合可再生能源资源、碳足迹等信息，为与周边国家合作提供支持。

6.5 加强技术合作与共享，培养技术人才，提升绿色发展能力

技术瓶颈和研发资源难以形成跨国合力是限制欧洲国际石油公司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建议以链长企业为核心，建立联合研究中心和技术共享平台，聚焦储能、氢能等绿色能源发展的前沿领域，开展联合研发，集中攻关。同时，灵活采用高校联合培养、绿色能源合作项目实践等多种方式，培养新能源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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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石油经济》第8期

作者：吴春芳钱兴坤吴谋远夏初阳余岭

单位：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

制作：杨佳琛

运营：李哲

审核：朱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