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对非投资合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对外经济领域的一项重大战略。当前，非洲国家发展经济的愿望十分强烈而财力不足，迫切希望获得外来投资支持。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均已采取举措，积极重返或参与非洲。受金融危机后续影响，西方大国短期力不从心，难有实质性举措；新兴国家增速加快，但综合优势尚不及中国。现在恰是中国对非投资的最好时机，我们必须抓住机会，推动对非投资增量提质，实现中非共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

（一）对非投资的认识和体会

中国与非洲经济互补性极强，非洲既是中国不可或缺的海外资源基地，也是中国优势产能转移的重点地区。目前，中国对非投资年均约为３０亿美元，仅占非洲吸引外资的５％左右，与中国同期对非２０００亿美元的贸易规模极不相称。为此，２０１４年李克强总理在访非时提出，到2０20年中国对非投资存量要迈向１000亿美元的目标，这体现了国家加快对非投资的高度重视和决心，也得到了非洲各界的高度认可和期盼。非洲目前总体上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电力、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产能转移是非洲各国的当务之急。中国政府提出的中非投资以“三网一化”和产能合作项目为重点，是切合中非实际的重大决策。

对非项目具有资金需求大、回收周期长、短期难以见效的特点，同时，中国一些传统优势产业及企业具有走向非洲的冲动，但对非洲普遍缺乏了解，尤其缺乏企业在非洲运营管理的人才和经验。基于中非基金对非投资实践，为促进对非投资合作增量提质，有以下四方面的体会：

１、总体规划，统一布局，以点带面，梯次推进。

我们需着眼长远利益，制定对非经济合作总体规划。在总体合作发展规划指导下，全面分析研究中国对非合作需求，包括非洲在中国海外能源资源供应、农产品供应、海外市场等各方面的地位，选好点、布好局，制定差异化的经贸合作政策和清晰的国别投资产业导向，并据此制定非洲重点国家和行业中关键项目的具体实施策略，聚焦重点，分步推进，可以通过对重要矿山、港口、道路的投资建设，选择不同的地区，推动有比较优势的相关产业链梯次推进，避免开始“一哄而上”，最终“一堆教训”。

２、长远谋划，加强协调，鼓励企业扎根非洲。

当前，中国对非合作一个突出问题是：企业行为和诉求缺乏与国家对非总体战略的协调，国家政策也缺乏对企业投资的明确指导，很多涉非企业只顾眼前利益，抱团意识差，相互拆台、恶性竞争时有发生。为争夺项目，资源企业不惜抬高价格，工程和贸易企业不惜压低价格，企业之间“打乱仗”。有些企业存在“捞一把就走”心态，经营不规范，损害中国企业利益乃至家形象。做好对非投资，国家要谋划长远利益，在资金、考核等利益引导上，鼓励企业扎根、深耕非洲，在促进非洲国家推进工业化、改善基础设施，加强其自主发展能力建设的基础上，分享发展红利。

３、巩固中国与非洲国家传统友好的优势，以投资合作带动经济合作，以投资合作促进政治互信，形成政经互动良性循环。政治互信是中国与非洲全面合作的深厚基础，但若没有经济利益的交融，恐将逐渐消耗。

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应按照“真、实、亲、诚”对非工作方针以及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在进一步深化和推动中非政治外交合作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扩大对非投资合作。当中国投资的企业在当地存在之后，将为所在国增加就业、税收、出口创汇，增加社会财富，扩大相互之间交往和合作领域。相互之间依存度提高，有利于夯实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政治互信基础。实践证明，即使非洲国家政府更迭，也不会改变对中国投资的欢迎政策及对当地企业的依赖。

４、充分发挥中国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比较优势，形成合力。

中国对外投资力度不断加大，然而，国企海外投资行为经常受到非议，在资源、金融、电信等领域更为敏感。由于经营考核机制等原因，一些潜在投资价值高、战略意义大但缺乏当期现金流的项目，国企缺乏投资积极性。民营企业则机制灵活、操作效率高，有冒险精神，但资金实力普遍较弱，难以长期运作大型战略性项目。与民企分工合作，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则可以调动民营企业、民间资本海外投资的积极性。通过构建民企在前、国企在后的“联手出海”模式，将会增加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竞争力。这需要国家在投资政策上给予一定扶持，要形成一种理念，即不论国企、民企，赴海外发展的都是中国企业。

（二）政策建议

非洲基础设施落后，工业基础薄弱，对于在非中长期投资项目而言，资金需求大、难度高、周期长、风险大。从中国在非洲的长远利益出发，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出台相应政策，既鼓励企业投资，又规范企业行为，树立良好的中国企业形象，通过市场化方式，实现国家对非战略，推动中非务实合作。

１、强化法制保障，规范企业行为，树立中国企业形象。

其一，加快推进制定《对外投资法》，保护海外投资企业利益，规范海外投资企业行为。

其二，强化政府组织协调作用，规范企业经营秩序，避免恶性竞争推动企业集群式“抱团出海”。

其三，强化中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鼓励企业在非落地扎根，树立积极正面形象。

２、充分发挥投融资平台作用，加大关键领域支持力度。

截至２０１５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仅为３６０亿美元，实现到２０２０年对非投资存量达到１000亿美元目标有一定难度，需要强有力的投融资平台支持，引导和带动企业扩大对非投资。中非基金在中国对非投资合作中作用明显，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应充分利用和发展好中非基金，使其进一步增强运作能力，以便在中非全面战略性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根据国家对非合作重点，研究以其为母体或实施平台，设立产业专项基金，配合中国高铁、核电等高端装备制造业对非合作，投资、建设和运营非洲铁路、港口、航空、金融、电信等领域的项目和企业，支持非洲基础设施硬件条件和工业化体系的发展。

３、建立非洲投资平衡基金（或机制），分担企业风险和损失。

我们需要集中财力和资源，改变多头零散的普惠制运作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设立非洲投资平衡基金（或机制）与企业联合投资，在安排上作为“劣后”资金，以体现政策支持。即：如果企业盈利，基金收回本金和一定的盈利；如果企业投资损失，则先由基金抵补。因为中国企业普遍缺乏对非洲的投资经验，对风险的承受也有一定限度，不鼓励不足以提高积极性，不鼓励不足以造就成功的国际化企业。

４、完善信贷支持，疏通对非投资血脉。

其一，针对非洲市场和项目的特殊性，对用于非洲的中长期贷款给予一些专项政策安排，支持银行机构采用“外保外贷”、项目融资等方式，解决境外资产不能抵押、项目融资难等问题。

其二，扩大对非“两优贷款”使用范围，由各家银行根据国家对非合作重点，通过投标等竞争方式承办，并与其商业贷款搭配使用，扩大政策性贷款“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效应。

其三，鼓励国内银行在非洲设立分支机构或开展并购，完善对非投资的境外金融服务网络。

其四，充分发挥政策性保险的作用，加大对非洲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

其五，扩大人民币互换、国际结算等业务，为企业资金调配、控制汇率风险等提供便利。配合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可考虑以非洲为重点，推动人民币“走进非洲”。

５、强化配套政策支持，完善政策协调合力。着眼于对非投资长远利益的需要，企业对非投资必须有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政府相关部门应通过政策引导、政府协调、市场化运作方式，增加企业动力，激发活力。目前，中国对非投资政策支持力度和配套整合效用还不够理想，在对非援助、信贷政策、政府补贴等方面，尚未与直接投资形成有效的配合。

为此，我们需要在以下方面着力：

其一，统筹整合涉外援助、补贴、贴息、优贷、税收、配额等政策措施，强化政策协同效应。

其二，建立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准备金制度，准许企业在一定年限内，每年税前提取相当于投资额一定比例的资金，计人准备金，用于弥补风险损失。

其三，完善对国企的考核评价体系，建立与非洲投资特点相匹配的考核评价机制。

其四，在政策上引导不同行业和上下游产业链企业“抱团出海”，实现对非基础设施、资源、加工业和金融投资的协同发展和配套对接，规避无序竞争，增强项目综合开发实力。

６、强化海外资产安全保障，维护中国人员资产安全和大国形象。

随着对非投资规模的扩大和国际安全局势的新变化，境外经济利益急需国家层面的有效保护。

其一，完善政府间投资保护机制，积极与投资所在国政府推动完善投资保护、税收协定、本币结算等双多边投资保护机制。

其二，加强政府间沟通协调，强化双边和多边协调磋商机制，维护中企在海外的投资和资产利益。

其三，强化安全保障。鼓励企业与当地合作建立安保公司，以商业化的方式保护中企海外人员、财产和资产安全。

７、增加人力资源投入，增加国际化人才供应。

人才不足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最大瓶颈和短板，我们应研究建立国际化人才培养和培训的机制。

其一，在国内加大非洲专业人才培养的投入和资助。

其二，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培养非洲人才为我所用。

其三，适当集中国内高端国际化人才，可参照国家引进人才的“千人计划”等模式，设立走出去人才计划，建立储备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用。

８、改善软环境，扩大在非洲乃至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其一，增加对传媒企业走进非洲的支持，初期要增加政府投人的比重，鼓励传媒企业融入非洲，与非洲当地媒体开展合作，让非洲人“讲得了、讲得好”中国故事，改善舆论环境。

其二，加大人文、义利观等软性领域的投入，支持中方和非洲当地的智库、非政府组织等深人研究中国在非洲的经贸和投资活动，帮助宣传中国，夯实对非经济合作的社会和民意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