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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东地区的转型发展呈现出了积极而深刻的变化，其突出表现是影响中东的域外大国力量更加趋向多元平衡，地区主要力量之间的“和解潮”不断深化，地区国家积极推进各自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愿景。

但是，受地区内外历史和现实等复杂因素的影响，中东地区的转型发展仍面临诸多矛盾的制约、困扰和掣肘，而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则进一步加剧了影响中东地区转型发展的矛盾。其中，美国中东战略进退之间的矛盾、地区和解与地区冲突的矛盾对地区转型发展的消极影响最大。

美国中东战略的进与退

自小布什时期的全球反恐战争和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相对衰落以来，从中东地区进行战略收缩成为奥巴马、特朗普、拜登三届政府的相同选择。尽管他们在具体政策和策略方面有所不同，但减少对中东的投入，摆脱中东对美国的战略掣肘，把更多精力转向大国战略竞争，是三届美国政府的共同战略选择。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特朗普和拜登的“印太战略”都是这种选择的产物。

但是，美国寻求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以来，恰是中东地区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阿拉伯之春”、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危机、“伊斯兰国”肆虐、地区大国博弈、阿富汗塔利班重掌政权，直至最近发生的新一轮巴以冲突，以及俄乌冲突爆发后中东战略地位上升、中东国家战略自主增强，都令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经常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而伊拉克、阿富汗陷入长期动荡以及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肆虐中东，本身就与美国不负责任的战略收缩有关。

充满矛盾的是，美国中东战略收缩导致的地区形势变化，又导致美国不断进行局部动态调整，并使美国在进退之间进行摇摆。

例如，伴随中国在中东建设性作用增强，美国在对地区国家施加压力的同时，又拼凑中东四方机制（美国-阿联酋-印度-以色列，简称I2U2）、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计划，在安全、经济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平衡和对冲。又如，为维持在叙利亚、伊拉克的战略利益，美国经常迫于形势对两国进行动态增兵，并经常以空中打击手段进行干涉。

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本身也与美国战略收缩存在密切关联性。为减少对中东战略投入，美国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能力和意愿同时下降，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并因此偏袒以色列导致其巴勒斯坦政策发生严重倒退，都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的重要原因。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美国既通过派出航母战斗群、增加军力等方式对以色列予以实际支持（事实上是增加了在中东的存在感），但又始终为谋求战略收缩而避免卷入冲突，意在通过威慑避免冲突升级。

美国的中东战略始终纠结于进退之间，这在当前美国应对巴以冲突外溢的做法中再次得到了体现。当前，在胡塞武装以声援巴勒斯坦为由威胁红海航运安全的危机中，美国选择组建联盟在红海打击胡塞武装，但很难对也门本土胡塞武装进行彻底打击。因为美国既要从支持以色列的角度对胡塞武装进行回应，又难以承担也门冲突再起乃至使美国陷入另一场危机甚至战争的代价。因此，美国的政策在本质上是一种抱薪救火的选择。

地区和解与地区冲突

自2011年中东变局爆发后的十年间，冲突对抗、零和博弈构成了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特别是地区大国关系的核心特征，并呈现出阵营化、意识形态化、代理人化等特征，形成了民族、教派等矛盾相交织的集团对抗，其中尤其以沙特与伊朗阵营的对抗、土耳其领导的“亲穆斯林兄弟会阵营”与沙特领导的“反穆斯林兄弟会阵营”的对抗，以及土耳其、伊朗两大地区国家与以色列的对抗为主，进而极大地影响了中东地区的和平、发展与安全。

自2021年以来，伴随中东地区大国在长期博弈后陷入战略透支，以及地区国家发展压力不断加大，地区大国关系开始出现缓和，沙特与伊朗、土耳其与沙特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以色列与土耳其、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关系均开始解冻，并在2022年至2023年出现了罕见的地区国际关系缓和潮。2023年3月，中国斡旋沙特和伊朗实现和解后，伊朗与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土耳其与沙特、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海湾合作委员会内部、阿拉伯国家与叙利亚的关系都出现了积极互动。

但令人遗憾的是，以色列与伊朗的对抗依然坚如寒冰，巴以和平进程陷入僵持、冲突周期性爆发，也与部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和谐，并使中东地区和解的广度、深度都远远不够。而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和外溢，以及由此加剧的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及其地区支持者之间的矛盾，又对当前的中东地区“和解潮”构成了严峻考验。当前的地区冲突及其消极影响体现在以下主要方面：

首先，巴勒斯坦问题作为中东地区核心问题，对中东地区冲突仍有重要的根源性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停滞，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两国方案”遭严重破坏，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不断趋于右翼激进，美国的巴勒斯坦政策严重倒退，陷入政治偏执的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循环爆发，都构成了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的根源。

其次，巴以冲突外溢与伊朗—以色列之间的对抗相互作用，导致巴以冲突外溢的规模和程度不断加剧。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和伊拉克民兵武装、也门胡塞武装等什叶派政治力量对巴以冲突的介入和参与，既和这些什叶派政治力量借巴以冲突进行反美、反以色列的政治表达密切相关，也与以色列和伊朗的长期对抗有关，因为这些什叶派政治力量都和伊朗存在程度不等的合作。目前，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的冲突、胡塞武装与美国在红海的冲突都有进一步升级的风险，不仅会加剧伊朗及其支持者与美国、以色列的冲突，而且将对黎巴嫩、也门局势乃至沙特与伊朗和解构成挑战。

最后，巴以冲突及其外溢，伊朗及其支持者与以色列、美国的冲突，为地区极端组织卷土重来乃至泛滥创造了条件，并极大地毒化了地区安全环境。1月3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朗克尔曼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其时机选择十分阴险。选择纪念苏莱曼尼被美国刺杀4周年的时机发动恐怖袭击，又恰逢巴以冲突外溢引发伊朗与以色列、美国矛盾加剧之际，很显然存在借机挑起伊朗与以色列、美国冲突的动机。在历史上，“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都是地区冲突的产物，因此巴以冲突的延宕和外溢必将为极端组织泛滥创造条件，并破坏地区安全环境，乃至孕育新的冲突。

综上所述，美国目前在中东的存在呈现出破坏性作用严重、建设性作用下降的特点，其理性选择不是基于自身利益进行扩张和收缩，而是应发挥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地区安全的建设性作用，并选择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和平外交，而不是依靠纠结联盟的“小圈子”和武力干涉的惯用手法。地区国家更应珍惜来之不易的地区和解，继续深化对话，打造综合、共同、合作、可持续的中东安全框架；坚持公平正义，政治解决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的中东热点问题则是关键所在，而以色列、伊朗以及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等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更应摆脱政治偏执回归政治理性，进而使中东地区摆脱对抗性、冲突性的不安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