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工程承包：日本对东南亚的联通政策构想及战略运作（上）

自1868年开启明治维新逐步实现国家强势崛起，追求“大陆政策”的日本开始将占据别国领土作为自己的终极追求；二战期间，占领朝鲜及中国东北的日本计划染指更远区域，一度企图攫取东南亚的原材料、劳动力及市场，并构建由其主导的“大东亚共荣圈”；二战之后，日本重返“和平之途”，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需要出发，东南亚国家的战略意义依旧举足轻重，这也决定了冷战伊始日本对东南亚地区战略运作的深思熟虑。

目前，国内外学界已呈现诸多日本二战以来如何对东南亚国家实施战略影响的研究，本文立足前人优秀成果，提出日本二战以来对东南亚施行的是联通政策的解读，即依托宏观、微观层面联通来拉拢东南亚国家并助力自身发展。

与此同时，日本还围绕联通政策构想进行了两个阶段的战略运作：第一阶段是二战后到21世纪初，以实现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宏观联通为目标，依次进行了侧重于经济联通、政治联通、制度联通和平衡联通的四大类战略运作；第二阶段是从21世纪初开始，日本将上述联通延伸到东南亚国家内部，理顺从以泰国为中心辐射周边国家的微观“毛细血管”，并主要依托涵盖了此前经济、政治、制度、平衡四个维度的走廊联通战略，凸显联通中注重环境保护的“绿色”属性，特别强化当地民众对于日本形象的正面认同。如图1所示，围绕联通政策，日本进行了从右上角第一象限开始逆时针旋转的战略运作，直到21世纪后转为走廊联通的战略延续，在总的联通政策中融入“绿色”属性。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1 日本对东南亚的联通政策及战略运作示意图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生态问题的日益严峻，全球逐步兴起生态运动，甚至在政治领域出现绿党，批判和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意识强势呈现。事实上，对于生态的关注，中国的传统儒学文化早有涉及。正如汤一介先生强调，“生态问题”已成为多学科共同研究的问题,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哲学也许可以从某个方面提供有意义的思考路径。杜维明先生也曾指出，儒学很早就有“敬天”“畏

天”之观念，其中内含与生态的关联；他还进一步指出，西方一些核心的思想家已开始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而包括中国、日本等在内的儒家文化圈学者也在批判传统文化的阴暗面，生态环保意识让人们开始认识到包括公益、平等、同情、礼教、责任和群体等的普世价值。作为儒家文化圈的一员，日本曾在一定程度借助儒学文化助力了自身于近代崛起，而在二战结束后，也潜移默化按照相关理念逻辑，将“绿色”观念逐步融入联通战略，以协助国家宏观政策的落实。

而日本今天对东南亚国家实施的“绿色”联通政策运作，至少在两个层面非常值得中国重视：第一，“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追求的全球性互联互通，与日本在二战结束后针对东南亚运作的区域性联通政策，存在战略同质化竞争，中国需要思考如何寻求共赢节点并规避利益冲突；第二，日本不断调试联通政策，特别在进入21世纪后开始逐步强调其中的“绿色”标签，以环境友好型手段规避经济发展负外部性并“俘获”当地民心，中国需借鉴相关战略操作模式，推进自己的“民心相通”，并对冲民心吸引有待强化时可能出现的“亲日远华”困局。

2日本联通政策构想中的四类战略运作：从二战后到21世纪初

从二战后到21世纪最初的十年，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联通政策主要着眼国家整体的宏观层面，其战略运作可具体分为经济、政治、制度和平衡四大类型，具体而言，经济联通强调连接日本对相关国家出口以实现经济扩散，政治联通注重将经济地位转化为政治影响的政治扩张，制度联通指打造区域制度以产生规制的制度指导，平衡联通指经济泡沫破裂后为削弱中国对东南亚影响而推出的平衡遏制。

（一）经济联通

二战结束之际，依托战后第一任首相吉田茂着眼经济中心的国策构想，日本开始尝试恢复同东南亚诸国的平等协作关系，以构建东南亚资源与自身经济复苏的经济联通。特别继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于1961年成立东南亚联盟后，三国加上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于1967年正式建立东盟，更成为日本必须联通的重要市场。1951年的《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规定，日本需向战争时期遭受其侵略的国家进行战争赔偿，不过鉴于百废待兴日本的财力不足，故允许其通过提供劳务或者生产相关国家要求的制成品来以物抵“债”。日本自身表现得也很积极，从1951年到1977年间还对东南亚国家发放低利率的日元贷款或实施无偿经济援助。其中，代替战争赔款而来的制成品输出，逐步联通了后来日本对东南亚的长期出口渠道；日本在经济援助上表现出的善意，又逐步联通其从东南亚相关国家获取天然气资源的进口通道，形成复兴自身产业经济的关键能源支撑。当然，因为主要着眼经济领域的运作，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相处时便很少触及政治或安全保障议题。不过，鉴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外经贸网络的构建和经济强势地位的复归，也便奠定了后来日本同东盟诸国或某国多边、双边关系的建构。

（二）政治联通

20世纪70年代，基于“漂白”侵略者“污点”形象的渴望，以及经济实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对“量变引起质变”的尝试，日本开始从着眼经济转为尝试政治联通，而这也是日本为实现向政治大国发展而重点实践的战略。当然，转变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即便积极进行战争赔款、政府开发援助（ODA）甚至无偿经济援助，日本一直较难改变自身“侵略者”的外界认知，特别是仅仅着眼经济运作反而被当地人广泛认为过于“功利”，且目的是代替军事手段来实现控制。为缓解敌意，田中角荣首相于1974年访问东南亚相关国家，但又激起泰国和印尼出现反日暴动。由此，日本急需在东南亚重塑中立、温和、友好的正面国家形象，否则不仅无法尝试将经济联通转变为政治联通，甚至经贸联通也可能受民意影响而遭遇阻滞。不过，国际环境的转变形成了利好日本的重要“偶然”。

20世纪70年代中期，南越首都西贡陷落，老挝内部亲美势力亦遭颠覆，中南半岛进入“红色”状态。适逢共产主义浪潮的高涨以及美国从越南撤军留下的权力真空，时任首相福田赳夫于1977年提出“福田主义”,表明不做军事大国的日本将为东南亚以及世界和平、繁荣和安定竭尽全力。基于此，日本强调将进一步构建与东南亚国家的平等伙伴关系，并促进中南半岛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为落实“福田主义”理念，日本在接下来的对外援助中呈现出“量变”和“质变”。首先，仅1978年到1980年3年的对外援助额就达到33亿美元，远超过1978年拟定的未来五年完成的28亿5000万美元援助；同时，于1980年更新对外援助计划，决定1980年到1984年5年间的对外援助额超过1976年到1980年的1倍以上。其次，ODA从此前仅仅关注原料确保和日本企业投资的便利化，转变为同步考量如何给当地带来“正外部性”，以助力国家投资、建立基于信赖的制度、解决两国间关系、发挥经济主导作用、强化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由此，一方面彰显日本的“援助国”身份，另一方面希望赢得东南亚国家的信任。

另外，在首相层面，福田赳夫之后的大平正芳、铃木善幸、宫泽喜一等都沿袭“福田主义”路线，全力做好政治联通的顶层推动。例如，1981年，时任首相铃木善信遍访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强调在农业开发、能源开发等合作领域的人才培育政策，以及尝试超越传统的日元借款、无偿资金援助等新的协同战略。特别地,日本还曾充当东南亚国家间的“居间平衡者”：在20世纪70年代越南、柬埔寨、老挝倒向共产主义阵营背景下，致力于促进上述三个共产主义国家及缅甸、文莱加入东盟，努力推动东盟“扩容”；当1978年越柬战争爆发且东盟国家纷纷指责越南的侵略行为时，日本则站在东盟一边，立刻冻结对越南7000万美元的援助，以增加东盟国家对其好感。

20世纪80年代，日本已具备了较强经济实力，虽为美国忌惮、遭致打压而被迫签订“广场协议”，但日元升值却也促进日企大举扩大海外生产网络，这与处于早期工业化时期并急需外资、高端技术的东南亚诸国一拍即合。而一直以来日本提供给东南亚的ODA在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中作用巨大，从而形成日本海外投资的重要基础。也正是在此时期，东南亚国家开始对日本展示肯定姿态，特别是马来西亚的第四任总理、被尊称为“马来西亚现代化之父”的马哈迪·莫哈末，提出构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的设想，并期待日本对东南亚的政治、社会、经济等各领域产生积极影响。与此同时，老挝和新加坡也都从日本学习经济模式、管理技术、国家发展计划等等。

（三）制度联通

冷战结束后，积累了一定联通经验的日本，对东南亚政策运作更加灵活自信，其在区域制度、安全保障、政治往来等领域的影响也日益提升，从20世纪90年代便开启了侧重制度联通的努力。

1989年就任首相的海部俊树曾公开表示，希望日本在亚洲做出更大贡献，且要超越经济、政治层面，延伸至安全保障领域。于是，后冷战时代，日本主要更积极地参与到了区域安全保障的维系，依托的手段便是推动国际制度的确立。

首先，在区域安全保障问题上助力东南亚国家处理内部危机。例如，针对柬埔寨持续内战，日本于1990年6月主办了邀请柬埔寨各派参加的“有关柬埔寨和平的东京会议”，这是其依托机制路径解决区域纷争的首次尝试；柬埔寨内战结束后，日本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一道，于1992年6月创建“柬埔寨复兴阁僚会议”，并在其中设立针对柬埔寨的长期复兴援助调整机制“柬埔寨复兴国际委员会”（ICORC），日本任会长国，且投入大量资金援助柬埔寨复兴。然后，日本积极致力区域制度构建。1991年7月，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中山太郎在东盟外长扩大会议上提出构建“东盟地区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ARF）的早期构想（“中山提案”），希望促进相关方更加坦诚交互。1993年，时任首相宫泽喜一郎历访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文莱，强调除区域经济自由化、民主化、对中南半岛开发援助之外，提出日本将积极参与关涉亚太地区政治及安全保障的议题，以展示同东南亚国家的多元合作努力，该主张后来被称为“宫泽主义”。1997年，时任首相桥本龙太郎提议日本与东盟高层创建对话会议，促进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文化交流,并衍生为后来的“日本与东盟首脑会议”。

特别的，运用此前在经济联通和政治联通战略运作时积累的经验,日本还借助ODA运作以构建彼此信赖基础上的机制并强化日本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不过，受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交替时经济泡沫破裂及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日本的ODA运作及区域领导地位的寻求受到较大影响。相反，中国则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发展，与东盟各国关系也日益紧密。

（四）平衡联通

伴随中国与东盟经济交往日益加深以及深知东盟在政治和安全上对中国的疑虑，日本从制衡中国的角度出发，开始酝酿与东盟的平衡联通。进入21世纪后,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着眼强化日本同东盟的关系2002年提出:

东亚发展倡议（Initiative for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IDEA）并试图通过推进“日本-东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Japan-ASEA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JACEP），以促进日本与东盟内部某国间双边“经济伙伴协议”（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s，EPAs）的签订。

延续制度联通时的努力，日本希望在东盟的区域经贸统合中发挥核心作用，并将更多的大国拉入合作机制，由此在多边框架内遏制中国崛起。与此同时，日本于2004年主导《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RECAAP）》的签署，该区域协定着眼海上监控和海岸警卫队的能力建设，是密切日本同东南亚国家间安全联系的关键平台，并实现日本与中国的竞争性合作。小泉的继任者安倍晋三沿袭遏制中国的理念，于上台不久后的2007年访问马来西亚和印尼，强调需以东盟为中心及多国参与的机制运作，来确保东南亚政治、经济、安全各个领域的发展，希望通过表达支持善意而赢得东南亚对日本的支撑。

3日本“绿色”联通政策中的走廊联通战略运作：从21世纪初至今

2007年9月，安倍晋三辞职后，日本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首相频换状态,直到2012年12月安倍第二次当选,日本政坛开启了相对稳定时代。当然，无论首相是否稳固，日本国家的联通政策并未受到多少影响。在21世纪初，日本除在宏观层面延续此前几个方面的联通战略外，还特别在微观层面运作走廊联通战略。同时，日本此时已开始注意到联通中环境友好型“绿色”属性的重要作用，而相对经济、政治、制度、平衡这四个更为抽象的维度，走廊联通更着眼客观存在的地理元素，于是“走廊辐射型”的“绿色通道”也成为囊括此前各类要素的关键地缘进路：经济层面,联通东南亚内部走廊，依托早已布局当地的日本企业，促进日本和当地的经济共赢；政治层面，通过“环境友好型走廊”打造，规避发展经济的负外部性，赢取当地民众和政府的认同；制度层面，不仅构筑国际层面日本主导的发展规则，而且还尝试输出日本国内治理模式；平衡层面，种种手段运作让自身在民心争夺上占据优势。

日本的走廊联通战略，主要着眼中南半岛的“陆地走廊”和马来群岛的“海洋走廊”。1966年，日本与美国主导创建亚洲开发银行，两国因在其中出资占比并列第一而影响最大，其也成为日本对东南亚进行经济渗透的重要支撑；1992年，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机制由亚洲开发银行倡议成立之后，日本进一步加大对该区域的援助力度，成为当前对该地区极有影响力的域外非接壤大国之一；1998年，亚洲开发银行提出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建设经济走廊的倡议，同时2002年11月，《未来10年GMS经济合作战略框架》在首次大湄公河次区域领导人会议上获批，其中明确将GMS经济走廊中的南北经济走廊、东西经济走廊、南部经济走廊界定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旗舰”项目。2010年10月28日，在河内召开的第17届东盟首脑会议通过了《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而作为此次系列会议组成并于10月29日举行的第13次东盟－日本峰会上，发表了《东盟互联互通合作倡议》（「ASEAN連結性への協力のためのイニシャルプラン」）。与此同时，日本还率先与东盟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成立联合委员会，并于2011年11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第14次东盟－日本峰会上发表《支援东盟互联互通的日本构想》（「ASEAN 連結性を支援するための日本の構想」）

由此，“陆地走廊”主要涉及南北、东西、南部三个旗舰方向，而出于日本企业主要布局泰国和其周边以及弱化中国影响的考虑，日本更多关注东西经济走廊和南部经济走廊；而“海洋走廊”则是串联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关键港湾的重要通道。

如图2所示，在陆地走廊中，南北经济走廊分为三条支线，第1条支线由南向北从泰国曼谷借道缅甸到达中国云南省昆明市，第2条支线由北向东南从昆明经越南河内达到越南北部最大港口城市海防，第3条支线则由南向北从越南河内到中国广西南宁。东西经济走廊自东向西联通越南岘港、老挝沙湾拿吉、缅甸毛淡棉，联结太平洋和印度洋。而南部经济走廊主要包括两条支线，第1条支线由西向东从泰国曼谷经柬埔寨暹粒到越南波来古、中部港口城市归仁，第2条支线则从泰国曼谷朝东南经柬埔寨金边到越南胡志明市。另外，如图3所示，日本还针对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的港湾，着眼港湾关联产业、电力、信息和通信技术网络连接等领域，打造“东盟海洋经济走廊”，作为辅助“陆地走廊”的重要补充。

图3 东盟海洋经济走廊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