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矿作为支撑高质量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原材料，战略意义尤为突出。本文结合政治经济环境、双边关系、资源储量、矿业政策、行业情况以及东道国铜产业链特征等多个维度对全球主要铜资源国进行综合分析，以期为中资企业的海外市场开拓提供参考建议。
01
铜矿资源的全球分布情况
全球铜矿资源高度集中于拉美、中部非洲及部分欧亚国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为资源超级大国，以智利为首，储量高达1.9亿吨，约占全球近五分之一；澳大利亚和秘鲁各拥有约1亿吨储量，与刚果（金）、俄罗斯共同构成第一梯队，五国合计全球占比近60%。第二梯队包括墨西哥、美国、中国和波兰，各国储量均在3000万至6000万吨之间。第三梯队则包括印度尼西亚、赞比亚和哈萨克斯坦，各国储量均在2000万吨左右。
图1 全球铜矿资源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2025年1月；商务部各国对外投资指南以及公开资料等。
02
全球铜产业链特征
全球铜产业链呈现出供给、冶炼与消费高度集中的典型格局，产业链供应链整体脆弱性较高。在供给端，铜矿产量高度集中于智利、刚果（金）和秘鲁等国，三国合计占比高达50%。其中，智利以24.3%的市场份额位居全球第一。中游环节，从生产阶段来看，中国的冶炼铜产量全球占比为43.9%，阴极铜生产由刚果（金）主导，市场份额高达51.8%，中国的精炼铜产量全球占比为47.4%。下游消费端，中国以59.4%的市场份额遥遥领先其他国家。从全产业链来看，从矿产到加工再到消费，各环节高度集中，易受各环节主产国政策变动、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影响，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面临一定挑战。
图2 铜产业链的全球格局
（单位：%）
数据来源：Wind。
03
我国的铜产业链特征
铜资源对外依存度高，冶炼加工能力强，需求旺盛。当前，我国铜矿对外依存度高达77%。全年铜矿石、精炼铜及废铜进口额超1100亿美元，其中铜矿石占比为50.3%，精炼铜占比近30%，废铜占比11%。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精炼铜生产国，年产量全球占比47.4%。同时，我国也是铜的最大消费国，全球占比62.9%。
不同区域重点国别在我国铜产业链中扮演关键角色。总体来看，南美为我国铜原矿的主要来源，非洲为冶炼补充，东南亚为加工枢纽，日韩为高附加值产品来源，美国为再生资源回流通道。南美的智利和秘鲁是我国铜原矿来源的“基本盘”，两国合计分别占我国铜原矿进口的近六成。同时，矿业大国智利，也是我国冶炼铜的重要进口来源地，其中自该国进口粗铜占我国进口粗铜总额的19.0%，自该国进口精炼铜占比为19.2%。非洲的刚果（金）、赞比亚是我国冶炼铜的重要来源地，两国合计占我国粗铜和精炼铜进口的49.1%和24.9%。东南亚已成为我国铜产业链深度联动的关键区域，尤其是马来西亚和印尼已同我国形成“资源-冶炼-半成品”的全链条依赖。其中，我国进口的铜粉中有89.5%来自马来西亚，同时18.3%的铜线、8.6%的铜棒、7.8%的废铜也都来自马来西亚。日本、韩国则向我国输出铜箔、铜棒、铜弹簧、镀铜等相对高附加值的铜制品。美国是我国废铜进口主要来源地，占比达19.7%。
表1 我国铜产业链对外依存情况及进口结构
数据来源：OEC。
说明：关于表格中的占比情况，其中铜矿石进口额在我国各类铜产品进口额中占比为50.28%；镀铜进口额在我国各类铜产品进口额中占比为0.82%。具体国别对应的百分比，以印尼对应铜线的36.70%为例，表明我国进口的铜线中有36.70%来自印尼。
04
区域国别视角下的
铜矿行业风险特征
全球铜矿资源国的矿业政策整体呈现趋紧、多变且日益隐蔽化的趋势。相较于直接征收或国有化等激进手段，近两年各铜矿资源国更倾向于采用“软性”干预措施，如提高环保与社区投入标准、合同重新审查或谈判、上调权益金或开征超额利润税、强制本地持股或合资，以及限制初级矿产品出口等方式。这些举措表面合规、柔性，符合国际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维持东道国政府的外资友好形象，实则显著抬高了外资企业的运营与合规成本，压缩项目收益，对矿业项目的稳定性与盈利性构成挑战。
区域特征显著，拉美和非洲地区政策风险较为突出。拉美地区政策干预频繁且力度较强，表现为合同重新谈判、税负加重及国有化倾向；非洲地区政策调整风险高且类型多样，涵盖撤销采矿许可证、外汇管制、环保与社区投入等要求；东南亚则聚焦资源本地化，通过限制原矿出口、强制合资与提高本土持股比例等措施引导产业链升级。相比之下，中亚、大洋洲、欧洲等地区铜资源国政策调整相对较少；尤其是大洋洲和欧洲地区尽管政策变动低频，但合规门槛较高。
政策风险的国别差异较大。部分国别政策风险较高，如老挝采取“休克式”干预，强制将政府分成比例提升至50%；刚果（金）频繁重启合同谈判并提高特许权使用费、增储权益金；秘鲁因社会抗议频发，政府变相施压企业让利；玻利维亚推进国有持股，限制外资持有关键矿产；巴基斯坦提高税收与本地采购比例；蒙古国则通过立法收紧收益分配，并强化环境与社区义务。政策风险处中等水平的国别有印尼、越南、哈萨克斯坦、巴西、坦桑尼亚以及赞比亚等。另外，马来西亚、乌兹别克斯坦、毛里塔尼亚等国政策相对利好外资，且较为稳定。
05
重点区域国别的市场机会
东南亚机会集中在冶炼加工领域，马来西亚的开采类项目较好。总体来看，印尼、马来西亚、老挝、越南等国的铜冶炼加工类项目均有较好机会。其中，近两年中马双边关系升级，且允许外资100%持股采矿类项目，因此铜矿开采类项目较好。印尼虽全面禁止铜精矿出口以推动本土高附加值加工，但其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因此相关铜矿冶炼机会较好。相比之下，尽管老挝和越南具备一定资源潜力，但两国正在或拟提高政府在矿业项目中的持股比例，因此铜开采类项目的相关风险值得关注。
非洲铜矿开发潜力大，投资机会集中在政策积极、物流改善、与我国双边关系较好的赞比亚、乌干达以及坦桑尼亚等国。赞比亚吸引外资态度积极，但需关注市场竞争较为激烈、政策易受外部干预等问题。乌干达发展矿产行业态度积极，通过2023年新版《矿业法》保障利润汇出，开采和冶炼机会较好。坦桑尼亚虽设16%不可稀释干股，但政治经济稳定。另外，博茨瓦纳铜产业链尚处早期，未来市场空间广阔。
中亚与欧洲部分政策环境友好，为中资企业布局铜矿采冶一体化项目提供机遇。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持续优化矿业投资环境，前者未将铜列为战略矿产，无出口限制；后者正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并已与中国签署矿业合作备忘录，两国均积极吸引外资深度参与。在欧洲，塞尔维亚政局稳定、允许外资100%控股，且中塞关系友好密切。此外，地处欧亚交界的土耳其对外资开放度高，保障控股权和利润自由汇出，在铜矿采冶领域亦具备拓展潜力。